《易学评论》(二十二) (第5/7页)

在战国以后。

    从《大象》、《小象》、《彖》文三者来看，其时期不同，而内容也各有时代特色。《大象》文产生的最早，在春秋后期，没有脱离类象的思维方法。采用八种自然物象来类说事理，同史巫用八种物象来比附人事吉凶先知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，但思想内涵确是天壤之别，一种是巫术，一种是哲学。

    《小象》文抛弃掉了八种类象，运用儒家的“道”、“志”、“德”、“义”、“位”之词义，重述《周易》之义理。把“道”、“志”、“德”贯穿到释解《周易》的思想里，替代了吉、凶、厉、咎之字眼。不过那种释解《周易》方法与现代释解则不同。你若想从《小象》文看懂《周易》文章句子，同样《小象》文是帮不上忙的（但也不否认《小象》文里也有对《周易》原文进行了一些疏解，使原意更明确化，但很少。如释《观》中的《小象》文：“‘观我生’，观民也”，只有看懂了《周易》文章，也就看懂了《小象》文句。《小象》所谓的释《周易》类似葫芦与瓢的关系。《小象》文照着葫芦画了个瓢，没有发展出儒家的新思想，不同与《彖》文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，形成了新的儒家伦理道德政治观。

    如《彖》文在释《周易·家人》时发展出的道德政治思想。

    “《彖》曰：‘家人，女正位乎内，男正位乎外。男女正，天地之大义。家人有严君焉，父母之谓也。父父，子子，兄兄，弟弟，夫夫，妇妇，而家道正，正家，而天下定矣。”

    这完全是战国后期王权思想上升的理论基调，也是战国时期儒家道德政治秩序观的思想核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