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明国师 第682节 (第3/9页)

，检验‘致良知’效果的唯一方法，就是其客观的社会实践。”

    实际上，过去以宋儒为代表的理学家们，总喜欢搞“致知在于格物”这套，认为要达到致知的目的，必须要从格物开始，而姜星火则认为并非如此，他认为“致知在于正心”，也就是人们在道德的反思中，清除过分的物欲和邪念，从而让被昏蔽的“良知”恢复。

    “实践，倒是个有趣的说法。”

    曹端对此很感兴趣，他又问道：“那致良知的实践之法，国师可否讲的清楚一些？”

    “自然可以，不过应该跟你们过去学的不太一样。”

    “哦？哪里不一样？”

    胡季牦饶有兴趣的问道。

    他也不是一般人，自幼饱读诗书，学富五车，而且以德行被人所称道，后期算司马懿，前期在安南算是类似于王莽的角色。

    所以德行这块，胡季牦还是有点发言权的。

    “致良知的实践之法，共有三步。”

    实际上，姜星火既然能提出这套与物质世界一元论配套的心性论，就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

    “致良知”是心学的大杀器，但同样也有弊端，姜星火做的，就是尽可能地规避掉弊端。

    这是有充分历史经验的，因为心学在王阳明去世后，主要以王畿、王艮两派为主，而这两派因为没有统一的方法论，所以都走歪了。

    其中的一派，走入了佛家的心性论，成了狂禅派，就是渐中王畿一派，他们主张“良知当下圆成，更不须用消欲工夫，不须防检与穷索，取顿悟而入，即本体更是工夫，而天机常运，虽有欲念一觉便化”，把良知当作佛性看，主张顿悟，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