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易学评论》(六十三) (第6/8页)

数”，不外是从卦画、阴阳、爻位，刚柔，卦体等去解释《周易》里的文辞，以阐发出一番封建道德政治观来，当然也不凡从《周易》里直接借字发挥出新的说教来。

    这被后世称为代表义理派最高成就的程颐，是不可能摆脱“象数”解《易》的传统，在《周易》学术注释发展史上，并没什么纯义理派的出现。只有一种“象数”解《易》之法，全因是误传下来的卦爻式《周易》文本所致。

    先秦的“易学”与后来的王弼、程颐已然是象数义理释《易》者，与后汉的所谓象数派释《易》没有本质的区别。而象数义理释《周易》者，当然与象数八卦筮术说《周易》是有着本质的区别。

    程颐是继王弼易学思想，以义理解释《周易》，而不杂筮说，而阐发出一番封建社会里的道德政治学说，无疑是应于肯定和赞誉的。

    而对程颐更值得肯定的是，他在《易传·序》里强调的从《周易》辞语上去探求义理的方法。

    “予所传者辞也，由辞以得意，则存乎人焉”。

    这“由辞以得意”比“忘象得意”更能接近《周易》的本义。程颐在对《周易》一书的探求上强调“由辞以得意”无疑是非常正确的，但程颐本身并没有做到，他也无法摆脱前人的“象数”易学的影响，他的“易学”并没实现他自己说的“由辞以得意”的方法，这就不能不使人遗憾。

    虽然宋时义理派注释的《周易》并不合《周易》本义，但要比筮术派去说《周易》者，体现义理释《周易》者理性与进步意义，是筮术派永远无法比拟。

    四、宋代筮术释《周易》者

    南宋朱熹(1130——12